互聯網時代的創作(下):作品缺乏內在的對抗,更多是對外的討好 | 人人都是產品經理

編輯導語:互聯網時代的創作者變得與以往不同,其作品慢慢變得缺乏內在的對抗與掙扎,而更多的是對外的討好。為什麼互聯網會對創作者產生這樣的影響?這篇文章或許能給你答案。

在下面的章節,我們想要繼續展開一些鬆散的問題和思考——互聯網時代媒介對創作本身的影響。

一、賽博世界里創作者的「自我控制」

「控制論」(cybernetics)這一概念向我們展示了媒介或者環境本身是怎樣對輸入(input)一端不斷產生影響。

賽博朋克、賽博世界、賽博格……「賽博」(cyber-)這個為人熟知的詞根就來源於「控制論」(cybernetics)一詞。人們普遍認為這個詞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應用數學教授諾伯特·維納(Norbert Wiener)在1948年提出的。

當我們向前追溯,能夠完整地明白這個詞語的含義。「Cybernetics」的詞根是希臘語「kybernetes」,意思是「掌舵人」。

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幅場景:茫茫海上,小船在波濤上航行,掌舵人控制著船的行駛。他根據自己的意志調節著前進的方向,而前進的同時,波浪不斷拍打著船隻,這些環境的因素又不斷影響著他下一步對方向的判斷。

這一場景大致描繪出了控制論的核心:根據系統反饋進行的自我控制。

當我們把它放在傳播系統里的時候,我們能看見,例如——要是上傳到B站的視頻播發量低、彈幕少、反響寥寥,Up主自己會想辦法去提高播發量,他可以調整自己選題的內容,剪輯的方式,或者砍掉某個不太受歡迎的欄目,此後,上傳新的一條視頻內容,觀察反響的變化,繼續做出調整。

在這個「控制論」的系統里,並不是市場、政府或者領導直接下達命令,告訴創作者什麼應該做,什麼不應該做,而是創作者不斷通過「輸入-得到反饋-調整-再輸入」的迭代過程為自己施加的「自我控制」。

假使這位Up主在入駐B站兩年以後,內容從選題到風格都已經全然偏離了自己最初的意願,這個創作過程的變化並不是直接受迫的,而是在「賽博世界」受自己能動性驅使的,這彷彿完全「自主」和「自願」。

在這兩期的文章里我們也從這個角度來切入「互聯網時代的創作」。在實際情況中,創作者顯然會受到甲方、規劃局,或者出版社主編、企業領導、政府文件的直接控制和管轄,但我們在此更多討論「控制論」這個系統的話題邊界內,創作者怎樣受數據主義影響不斷進行自我調整,並反思這一過程對創作動機和作品內涵的影響。

二、作品內部不再有內在的對抗與掙扎

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中,人們所能感知到的東西都只是永恆的投影;倘若想要接近真理,則需脫離世俗和他人。

但永恆不可「付諸言辭」,因為「當一個思想家坐下來寫他的思想,他就首先考慮的不是永恆,而是永恆的印跡。」

古希臘本質主義哲學的框架下,創作這項行為總是預示著一種遺憾。因為永恆只能被人們接近,而不能最終達到。

如果說博爾赫斯的《環形廢墟》可以被解讀為創作中將想象付諸實踐的過程,那麼卡夫卡的短篇小說《飢餓藝術家》則更像是在展現藝術家某種痛苦的內在對抗。法國詩人保羅·瓦萊麗也這樣說:「一首詩不能被完成,只能被遺棄。(A poem is never finished, only abandoned.)」

一些後人認為他的這句話意指每首詩與下一首詩的連續性,但我們更傾向於這樣的解讀:詩人創作一首詩,總是想要讓它接近那個至臻至美的完滿,但是這又總是只能接近,無法真正達到。

所以一首詩是什麼時候寫完了呢?從不是它真正完美達到了最高境界的時候(因為這從未發生),而只是創作者遺棄它的時候——「好吧,我試過了,就這樣吧,這是我能做到的最多了。」這時候就暫且算是一首詩寫完了。

真正偉大的作品總是這樣無窮無盡的努力、掙扎、妥協的結晶。這創作的不易對於建築師來說同樣感受得格外真切。

卡夫卡《飢餓藝術家》插圖圖源:Googlereads另一種掙扎建立在「為自己創作」還是「為他人創作」的糾結中。

如果把創作的意圖理解為「去理解」與「被理解」兩端組成的數軸,那麼阿倫特與博爾赫斯都毫無疑問站在「去理解」的那側。

在這裡,我們並不是想要鼓吹所有今天的互聯網創作者都還應該像他們那樣,義無反顧地把自己放置在”去理解”那一側,而是想要指出,創作至少存在一個「去理解」和「被理解」之間的拉扯和動態平衡——這兩位寫作者說是純然「為理解」而去寫作,但事實上,沒有哪個創作者不會在創作中時不時幻想一群潛在的聽眾,幻想著正在寫的作品被接受,幻想自己處在一種與他人產生連接和共鳴的狀態。

這都是創作的一部分——不要過分討好,但也不要過分自我。

但是很不幸的是,這種動態的平衡過程被打破了。

在數據主義的籠罩下,作品「被理解」的權重被無限地優先。數據主義成為了思維的一種暴政,因為它的興起使得這兩端不可共存,並且越來越兩極化了。它所建立的新世界中逐漸只剩下單調的一種類型——討好的、不斷下降的、乞求被理解的作品。

因為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最好地實踐了這門宗教的教條:被更多人接觸到,更多「被理解」,為數據處理做更多的貢獻。很多創作者批評自己「靜不下心來」。這種說法或許並不失實,它指的也正是現在的創作者無法返回一種真正寧靜的私人領域中去。

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:究其根本,數據主義和偉大的作品是敵對的。2021年的今天,就像之前的每一個年代,世界上一定仍然存在堅持做「去理解」的作品的人,存在「靜得下心」的人。

但遺憾的是,這群人又大多徘徊在數據主義的新世界之外,以至於作品完成後可能「被理解」的機會也大大衰減;他們變成了「數字棄民」。

「偉大的作品」指的是不會在快速循環和重複的消費周期里消失、被取代的創作,而值得在超越國界、超越宗教、超越民族、超越一代人、廣泛被認可的領域存留下去。

互聯網時代創作的失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、教育的問題、政體的問題,但也不僅僅是這些問題。當然,我們更不應單純指責或把病兆歸結於”年輕人心浮氣躁”、”這代人沒志向”這些簡單的說法上,這是一種思維的懶惰。

在一個更前提的位置上,創作的失落是一個數據主義影響下的空間問題:孕育作品的優渥土壤——”私人領域”——消亡了。

三、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

1.  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內核是互相支撐的

「公共」一詞的英語是「public」,如果向前追溯,那麼它與「popular」(大眾的、流行的)以及「people」(人民)都享有共同的拉丁詞源「populas」,意思是「人民的」。

不難理解,公共領域指向的是一個廣泛、共有的世界,在這裡不同的公民個體集結在一起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定義人為一種「政治的存在」,似乎人性本身就是依賴於公共而存在的。

有意思的是,公共的對立面,「私人」(private)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自帶貶義,幾乎是更低一等的。

雷蒙德·威廉斯在《關鍵詞》中考察過這個詞:「這個英文詞最接近的詞源為拉丁詞privatus——意指離開公共生活。可追溯的最早英文詞源為拉丁文privare——其意味喪失(bereave)或剝奪(deprive)。」

這個詞代表著一種隱秘與私密的狀態,與公共的事務脫鉤。

到了現代的詞語使用上,「私人」(private)不再帶有貶義,反而有獨立和親密的意義。阿倫特,以及站在阿倫特肩上的理查德·桑內特都提醒我們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: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既互為反面,也彼此支撐。

沒有私人就沒有公共,沒有公共也就沒有私人,「兩個領域只有以共存的形式才能存在。」

換句話說,惟有我們擁有了一個其他人的目光無法穿透的私人處所,我們才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了一席之地——屬於自身的位置,才能夠平等地進入公共領域,與其他公民平等地商討社會事務。

「過一種完全公開的、在他人注視下的生活是淺薄的。」

在互聯網的新時代下,私人領域的珍貴與重要性越發凸顯出來——它絕不比公共領域的必要性更低。

因為智能手機和數據主義的影響,我們每一個數字世界的居民都能感受到一種「私生活」的流逝——我們似乎不再有一個可靠的藏身之所,沒法逃離和隱身,而是被催逼著不斷上線,不斷與他人連接,這種強大的慾望、要求和需求侵擾著日常生活。

私人領域的衰落在也體現在數據隱私的議題上。新的技術使得我們個人的消費、出行、位置、身份數據都一直被跟蹤和採集著。物理世界脆弱單薄的牆面無法抵禦一雙雙賽博眼光的穿刺。

如果說私人領域的本質就在於對公共生活的剝奪,那麼現在,連這種「被剝奪的狀態」都已經被剝奪了。

2. 私人領域是我們做夢的地方

讓·保羅·薩特在戲劇《禁閉》(Huis Clos)里借角色之口說:「他人即地獄!」這句廣為流行也廣被誤讀的感嘆句,指的即是在他人持續的目光下,作為主體的「我」變成了作為對象的「我」。

他者的在場,其目光的奴役剝奪了個體的自由。一個完整的人,每過一段時間都需要在真正的幽暗中休憩,需要時不時進入一些無所事事、想入非非的狀態,否則將很容易被現代社會無窮的厭倦與疲憊所征服。

更重要的是,對於創作者來說,沒有了這種良好的私人領域,沒有了無所事事與想入非非的狀態,也就沒有了創作產生的良好條件。

詞源學的考察可以看出,私人領域代表著擺脫、庇護、遮蔽與隱藏。加斯東·巴什拉在《空間的詩學》中為「庇護」一詞賦予了更具體的含義:「家宅庇護了白日夢,也保護著做夢的人。(If there is a place that shelters daydreaming and protects its dreamer, it is home…)」

公共領域弘揚著理性與辯證,那裡有政治的協商,也有文化的討論。但是我們做夢的地方總在私人領域。

通過這一點,我們或許也能闡釋虛構作品在今天受到的巨大威脅。如果說創作正在走向整體的失落,那麼相比於現實主義題材的非虛構作品,虛構作品更先也更嚴重地遭到衝擊。

二十年前,電影的開頭很多寫著這樣一行字:「如有雷同,純屬巧合」,但近些年,我們更多看見這行字變成了:「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」。

曾經科幻、奇幻題材的電影引發大眾的討論,現在,越來越多的討論由針砭時事的紀錄片引發。小說越來越沒人看了——現在大學里仍有愛讀書的學生,但歷史、社會、政治學的著作更加熱門;即便要看小說,大家也更願意讀上個世紀的經典,新推出的虛構作品越來越難被市場接受。

我們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切入這個現象:虛構作品體現著一個創作者做夢的能力,但現在,私人領域消亡了,越來越少有供我們做夢的地方。同樣,我們也不再擁有這種奢侈,去閱讀其他人做的好夢。

3. 私人領域容納我們「思想的污垢」

關於私人領域對創作的必要性,另有一個或許值得爭議的理解角度——私人領域可以「藏污納垢」。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提供了足夠好的隱藏和遮蔽,我們免於了他人的審視,也就免於了他人的評判,在這個地方,對社會普適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不起作用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地下室手記》里創造了「地下室人」這個經典的形象——因為長期待在無人可見的地下,「地下室人」的頭腦里充斥著似癲似狂的譫言妄語,充斥著反常、變態、扭曲、有罪的念頭,這似乎是一種私人狀態的極致。

每個人的回憶里都有這樣一些東西,它們不能公之於眾,而只能向朋友們公開。還有一些東西,即使對朋友也不能公開,而只能對自己公開,而且還得在隱秘情況下。然而,最後還有這樣一些東西,甚至都害怕對自己公開,並且這樣的東西,在每一個正派人那裡都有相當多的積累。甚至可以這樣說:一個人越是正派,這樣的東西就越多。

——費奧多爾·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地下室手記》第一章第十一節

中譯 曾思藝

這些公共領域無法容納的「思想污垢」在無人注視的夜深人靜處,由作為私人的個體在心底獨自喚起。當可怕的念頭沒來由地浮現,一個人自己都會甚感驚嚇,再努力將其壓抑下去。

如果說人類歷史的偉大作品探訪著人類靈魂的最深處,我們也需承認:這些靈魂最深處或許是社會契約、道德準則與行為規範所無法照見的溝壑。當私人領域變本加厲地公開化,創作者沒有時間也沒有創作面對這些溝壑,作品也不再承載這種深刻的掙扎與痛苦。

「思想污垢」的消失也表現在「一切都講正確」。對於創作的評價越來越講究道德的合理與行為的適當,而並不在乎作品本身帶來的靈魂的共振(這種震撼或許正是由「出格」帶來的)。

閱讀不再是私下的事情了,而是許多讀者湊在一塊,摸出紅筆,拿出表單,一條條評判作者到底滿足了多少條現代社會的道德要求。這種私人領域的公開化確實促進了創作圈子的平等與公正,但也使得內容變得千篇一律。

一方面是私人領域公開化,另外一方面,公共領域又在私人化——這也是尤爾根·哈貝馬斯對於大眾社會與傳媒社會的反思。

在《公共空間與政治公共領域》講稿中他提到,當公共領域作為一種展示舞台,為了引人注目,明星們往往混雜了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。

譬如說,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的名字,因為他的思想、觀點與作品是重要而經典的,能夠留給後人反覆琢磨;但他私生活中激動人心的故事卻很少出現在課堂上。到了傳媒社會,公眾人物靠作品為人所知,但私生活也漸漸進入公眾的視野。

如果我們在這裡把視線再延伸到互聯網社會,那麼公眾人物甚至可以沒有作品,也不需要作品,而是靠對私生活的談論就足以獲得不斷「佔用公共資源」的公眾性。

四、私人與公共領域是同時衰落的

一方面,創作前所未有地多樣和大量,另一方面,「偉大作品」又在快速失落;正如一方面,連接與交流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高效和便捷,但另一方面,互聯網上的討論又如此失效,隔閡如此難以消弭。

這種互相矛盾的局面提醒我們,私人與公共領域在共同衰落。它們二者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,內涵變得殘破。一年前,在《中文互聯網中『討論』的消亡》中,我們試圖論證數字空間中討論質量的低下,也通過評論區和留言板,分析了數字公共領域的殘缺——或者說,它僅存其名,未存其實。

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便利的公開領域,但它並不總是一個有效的公共領域。就像是在現實生活中,很多公園和廣場名義上都是24小時對外開放的,民眾可以隨時進入,不加收費,但是在這裡,不允許張貼標語,拉橫幅,發表演說、公開討論、集會靜坐——那麼可以說,這個廣場或許仍然算是建築學、城市規劃意義上的「公共空間」,但不能算是政治學意義上的「公共領域」,因為它沒有容許有效語言的發表,沒有獨立於家庭和國家之外,也不是人們自發湊在一塊,認識、討論、解決共同的緊迫社會問題的地方。

私人領域同樣僅存其名,未存其實。

我們仍然擁有我們的公寓和卧室,但是這個物理空間已經不再幽暗,而是不斷處在互聯網的照耀之下。這個地方本應免於他人的凝視,免於任何機構的監視,但現在,本該處於內部的、洞穴或腔體式的空間,不再能擺脫這些數據主義的攻佔。

對於創作者來說,良好的私人領域本可以保證心靈享有想象、做夢和沉思的自由。在這個地方,他可以孤獨地面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,就像托馬斯·曼在《沉重的時刻》一文中所描寫的那樣,忽而興奮,忽而陷入沉重的自我懷疑,但又不斷為了更好的創作進行孤獨的掙扎。

但在今天,這樣的時間和空間都難以為繼了,在數據主義的大旗下,社交媒體平台向日常生活發起了猛烈的殖民,科技公司的數據抓取入侵著個人用戶的起居、健康、出行等一切數據。

人被翻轉開來,幾乎沒有尊嚴地持續暴露在科技的觀察和打量中。

私人領域倒塌了,一個本應起保護作用的庇護所被數據主義的車輪一碾而過。

事實上,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邊界的消失也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。

對很多思想家來說,現代化、大眾社會的興起就已經註定了這種空間的混亂。這是一種現代人普遍的迷失感:既沒有一個絕對安全、不被打擾的場所安然休憩,也沒有一個真正公共的領域能夠有效地介入政治,我們只是在一個雜糅又沒有清晰邊界的區域里漂浮著、懸浮著,不知所終,也不知怎樣定位自己。

沒有優良的生活,沒有完整的生活,也就更不必談優良的創作。五、數據本身並不是創作的敵人人類在朝著數字世界移民,這一進程二十餘年前就有了開端了,而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越來越快的加速過程。毫無疑問,創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員。

但我們需要意識到的是:這絕不只是一個技術化的中立過程,空間的變革也深刻影響著內容創作本身。

「數據主義」推崇的價值體系指導著新一代互聯網創作者的行為——內容的價值以「對數據處理的貢獻」作為衡量標準。

在這種情況下,創作在量級的繁榮表象下,呈現出了一種質量和深度上深層次的失落。如果說長期以來創作者都在「去理解」與「被理解」兩端之間努力尋找一種平衡:一方面受到一種更高的東西的呼喚(「真理」/「美」/「公正」……),希望通過創作的過程接近它;一方面也被公眾性所吸引,期望達到被理解與被大眾認可的狀態。

這種推拉與平衡確保創作並不過分討好,也不過分自我。但數據主義的出現使得這一平衡被打破了,在一個控制論的系統里,大多數創作者都不假思索地沖向了「被理解」的一側,把精力與才智都傾倒在了數據的最大化上。

大多數互聯網創作都成了可供快速消費和循環的文化快餐,只解一時注意力的饑渴,滿足一時談資的需要。這樣只求「被理解」的創作也是容易的。因為不論在技巧還是心智上,「去理解」都遠為更加困難和痛苦——那個更高的東西只能接近,無法最終達到。

在數據市場上考量,「去理解」也是費力不討好的,因為它並不能直接激發可變現的數據量。在互聯網時代的創作內部,深刻的掙扎與內在的對抗變得少有。在空間上來看,私人領域的消亡是問題的一個關鍵。

因為不被他人注視與評判,創作者可以享有做夢的自由,也可以面對自身奇異、病態甚至有罪的念頭。正是這種「幽暗之處」保證了作品精神內涵的豐富與多孔。

但互聯網的影響下,這個場所加速倒塌了,數據隱私被調用,屏幕世界也不斷吸引和要求創作者上線。在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共同衰落下,創作沒有「做夢」的空間,也被一種狹窄的「正確」限制著。

但需要提到的是,文章中我們分析了數據主義使得創作的過程失去平衡,偉大作品也就難以產生。但這一觀點並不意味著數據本身與作品的對立。如果說作品並不在創作者的自我控制中失衡,數據本也可以成為創作的幫助。

因為數據的便利與涵蓋的廣度,創作者能夠對世界有更加完整、具象的認識,可以獲得許多從前沒有的切入角度和創作手法。

新媒體藝術領域就在互聯網時代做出了一些此前從未有過的藝術品。被稱為「第九藝術」的遊戲也必須經由數據來打造,當這些資源被善用起來,創作者也構築出了前人無法做到的沉浸感和交互強度。

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,我們的文章以回顧古典的偉大作品的方式,來評價現今數據主義時代的創作行為以及內容質量。在空間上,我們仍然希望重建私人與公共的必要邊界。

但如果數據主義下技術跳躍式地發展,當我們的意識能夠全部線上化,不同人類個體之間的感官和思考能夠直接「聯機」分享,那麼此時,創作與偉大作品本身也都需要被重新界定。

但一套全新的定義或許很難在此刻就做出預測。而如果我們要在向未來眺望與向過去張望之間尋得一個不變的線索,那麼「去理解」,以及去表現人類靈魂深處共同的感受與掙扎,大概仍然會是一個不變的偉大特徵。

 

作者:陳飛樾;來源公眾號:沙丘研究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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